烽火与荣光

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承德是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活动区域之一。当和平的阳光洒遍热河大地，我们不禁回望这片曾被烽火灼烧的土地：从日寇铁蹄践踏下的山河破碎，到万千儿女携手抗敌的众志成城；从枪林弹雨中的浴血鏖战，到黎明到来时的曙光升腾。承德的每一寸土地，都浸透着不屈抗争的热血。今天，《承德晚报》推出“红色记忆・抗战烽火”——我们不沉湎于过往的伤痛，只愿做历史的铭记者：今日的岁月静好，是先烈用生命托举的山河无恙；这份记忆，更是民族前行不可缺失的精神坐标。

民族英雄孙永勤：忠魂照山河

和合承德网记者 李莹

孙永勤雕像。

“你看，‘孙永勤’这三个字，笔锋里都透着一股子硬气。”70多岁的王庆生用手指反复摩挲着烈士证书照片上的文字。这张1981年民政部为孙永勤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复印照，是这位前兴隆县史志办主任每次讲起这段抗战往事时，最郑重的“开场白”。

“孙永勤打小就有股子英雄气。” 王庆生把照片轻放在桌案上，娓娓道来。1893年，孙永勤出生在兴隆县蘑菇峪镇孙杖子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，7岁读私塾时总是把《岳飞传》揣在怀里，翻得页角发卷。成年后，他跟着武师练枪法，又总为乡亲们调解纠纷，大伙儿都信得过他，一致推举他当村民团团总。

王庆生的语气沉了下来，仿佛顺着照片里的影像，走进了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。

1933年4月，日军的铁蹄踏进兴隆，国民党二十九军撤走后，烧杀抢掠的日伪军让百姓没了活路。12月11日夜里，孙永勤悄悄叫上16个生死兄弟，在自家歃血为盟：“为国为民，永无二心，抗暴杀敌，有死无降！”次日清晨，他在村里竖起“天下第一军，均富又济贫”的大旗，宣布“民众军”成立，还当着全村人的面定下“不贪财、不扰民、不奸淫、不投降”的四大军规，不过几天，就有100多名乡亲争相报名。为了给队伍凑武器，孙永勤从地主处要枪、夜袭警察分驻所、攻煤矿城，缴获数十支枪支。

1934年5月，是孙永勤抗日生涯的重要转折点。当时中共遵化县委秘密派徐英、张志全两位干部找到孙永勤，建议他把“均富济贫”的旗帜，换成更响亮的“抗日救国”。孙永勤听完当即拍板，把5000多人的“民众军”改名为“抗日救国军”。“从那以后，这支部队才算真正扎进了抗日的根，转战兴隆、承德、遵化等地，打了一场又一场硬仗。”

即便面对日伪军的“劝降”，孙永勤也始终铁骨铮铮。“伪热河省公署派来两个‘特使’对孙永勤许诺‘高官、厚禄’，让他别跟日本人作对，被孙永勤严词拒绝。” 王庆生说，敌人见劝降不成，“抗日救国军”又节节胜利，就调了千余名伪军围剿。孙永勤便把队伍化整为零，躲进深山里跟敌人打游击——1935年初在青龙县青河歼敌100多人，3月又在糜子地东山设伏，把100多日伪骑兵全消灭了，缴获的90多支枪、80多匹战马，让队伍的士气更旺了。

英雄之路，满是悲壮。1935年4月，翻译郑宏彬叛变，把孙永勤的行踪告了密。3000多日伪军带着飞机、大炮围上来，在承德县老梁把孙永勤和800多弟兄围得严严实实。“日军还放了毒气弹，战士们呛得直流眼泪，却没一个人往后退。”王庆生的声音有些哽咽，“孙永勤带着20多名攀山能手，从悬崖爬上去绕到日军背后，一顿猛打杀开缺口，又砍倒大树在峡谷间搭‘天桥’，让700多名战士踩着木头逃生，那时候他的腿已经受了伤。”

直到5月初，孙永勤才和李连贵的第四大队会合，队伍只剩下1700多人。可当他带着队伍南越长城，想向遵化县长何孝怡求援时，城门却紧紧闭着，何孝怡压根不肯露面。1935年5月24日，1.5万名日伪军把孙永勤和400多名战士围在了遵化毛山。

“最后关头，孙永勤亲手处决了被俘的日本税关总长佐藤、署长佐佐木，然后抱着大号匣子枪蹲在战壕里扫射，与关元有并肩指挥，誓死不离阵地。”王庆生缓缓说着，声音里满是沉痛，“日军用大炮轰、飞机炸，12时15分，孙永勤、赵四川、王殿臣、关元有他们，全被飞机扫射的子弹击中，壮烈殉国。数百名战士也倒在了毛山上，那一天，山上的雪都被血染红了……”他停顿片刻，眼眶泛红，“孙永勤牺牲时才42岁，可他的名字，早就刻进了热河的每一寸山梁。”

1935年8月1日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《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》（即“八一”宣言），高度赞扬了一批誉满全国的民族英雄，孙永勤的名字赫然在列。宣言中写道：“罗登贤……孙永勤、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国而捐躯……都表现出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，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。”

王庆生又望着烈士证书照片，像是在跟照片里的人说话，“他们的名字，咱承德人永远不能忘，咱中国人，更永远不能忘！”

承平宁烽火：抗日火种燃遍热河大地

和合承德网记者 李莹

“翻开承平宁抗日根据地的史料，每一页都浸透着先烈的热血。1940年那个寒冬，周治国带着几名战友越过长城时，可能也没想到，他们点燃的抗日火种，会在热河大地上燎原。”近日，承德县档案馆史志编研股股长杨波用指尖拂过泛黄的档案，将一段尘封的烽火岁月缓缓道来。

1940年7月，晋察冀第十三军分区的命令传到冀东，司令员李运昌亲自点将，任命冀东抗日联军第三总队特务大队指导员周治国率队出关，开辟热河地区抗日新局面。周治国带着几位战友，首先找到了曾跟随抗日英雄孙永勤抗击日寇的张祥林。“这鬼子必须打！我全家都跟你们干！”张祥林的话语掷地有声，在他的奔走联络下，17名心怀家国的热血汉子齐聚山坳，一支抗日游击队就此诞生。

1941年寒冬，游击队势头愈发旺盛，1月仅140余人，4月便扩至280多人。周治国率队在峪耳崖金矿、城子岭屡获胜仗，百姓纷纷送粮送衣。5月，青平工作团成立，周治国任主任，队伍分两路作战：一路在承德县八家、平泉县党坝一带连打4仗，击毙28名日伪军、处决8名特务；另一路在平泉松树台、宁城黑里河一带的千层洼战役中，击溃50余名日伪军。

1942年5月，承平宁的抗日斗争迎来了转折点。冀东地委决定组建承平宁武装工作队，周治国任队长，从青山口出关，一路绕过日伪岗哨，在承德县五道河圣祖庙和李青山的游击队会合。40多个队员编入武工队后，大家连夜整训，第二天就钻进了深山，发动群众组建抗日组织。

当年6月，平泉县光头山西侧热闹起来——承平宁第一个抗日区政权在这里成立。老百姓终于有了自己的政权，再也不用怕日伪军的“清乡”了。

其中，热南战役，更是承平宁抗战的高光时刻。“1942年11月，日伪军搞‘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’，冀东主力部队700多人悄悄开进承平宁，和武工队、游击队一起打了场漂亮的伏击战。”杨波的手指在地图上沿着战役路线移动，“杨思禄、周嘉美、高桥分攻不同据点，地方干部带着群众割电话线、毁公路，一夜之间把日伪的交通线全掐断了。”

13日夜里，上谷车站的枪声先响了。“警护队队长是个叫鬼行巡监的日本人，平时杀人不眨眼。”杨波念着战报，“八路军战士摸进车站，一阵猛打，7个日伪军当场毙命，30多人全当了俘虏。到17日，3个警察署、11个分驻所、2个车站全被拿下，缴获的140多支步枪、18支手枪，后来成了打击鬼子的‘硬家伙’。”

这场战役的胜利引来了敌人疯狂的反扑。1943年2月4日，农历除夕，日伪军1万多人分4路围剿，把300多名八路军围在了光头山。高桥、周治国带着大家往西北突围，雪深过膝，他们在日伪军的空隙里钻了两天两夜才冲出重围。可第一中队中队长包文胜等40多人，却永远留在了光头山的雪地里。

即便如此，承平宁的抗日火种从未熄灭。1944年2月，部队缺衣少食，高桥又带着人奔袭宁城县城，韩祐庵这位地下情报员提前摸清了日伪布防情况，一个多小时就拿下县城，缴获的满洲币和物资，解了燃眉之急。“延安《解放日报》都报道了这场战斗，说这是‘热河抗日的一面旗帜’。”杨波的眼里闪着光。

1945年的春天终于来了。“毛泽东同志发电报要求扩大解放区，冀热辽区委马上组织干部北上，6月就恢复了承平宁联合县。”杨波翻到档案最后几页，“8月8日，苏联对日宣战，八路军、游击队配合苏联红军反攻，日伪军慌了神，8月15日那天，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，老百姓举着红旗从‘人圈’里跑出来，哭着喊着‘鬼子垮了’，那场景，想起来就让人热血沸腾。”

合上档案，杨波的目光望向窗外的群山：“从1940年到1945年，承平宁的英雄们用五六百人的力量，牵制了日伪军万余兵力。他们没留下太多名字，但这山、这水记得，承德人民记得。如今我们讲述这段历史，就是要让更多人知道，今天的和平是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。”

王厂沟：燕山深处的“革命堡垒”

和合承德网记者 娄丽双

红色志愿讲解员裴希克（左一）正在讲解发生在王厂沟的抗战事迹。

在宽城满族自治县西南部的燕山深处，王厂沟村静静依偎着滦河，南望喜峰口长城。80余年前，这里曾是冀东、热南地区的抗日指挥中枢，枪炮声划破山谷；如今，冀东抗战纪念馆的展柜里，一个个革命时期的老物件儿，仍在无声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。

王厂沟里，刻有“革命烈士永垂不朽”八个大字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静静伫立着。

“各位来宾，请看这座纪念碑的台阶——每级高19厘米、宽43厘米，这组数字不是巧合，它藏着1943年那场振奋人心的王厂沟伏击战；而470厘米的碑高，代表着470名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指战员……”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，红色志愿讲解员裴希克的声音低沉而有力。这座纪念碑，正是为铭记王厂沟伏击战而建，“革命烈士永垂不朽”八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仿佛正引领人们穿越时空，触碰那段烽火淬炼的岁月。

“大家看这四周的山——山高林密、沟壑纵横，南临喜峰口长城，北靠燕山余脉，是沟通关内外的咽喉。”裴希克指着远处的山峦，语气中满是对这片土地的敬畏，“1941年，丰润潘家峪、遵化鲁家峪根据地接连被毁，我党首脑机关急需转移。王厂沟不仅有易守难攻的地形，更有一心向党的百姓——早在1939年，地下党组织就来此宣传抗日，1941年成立第一个村党支部后，4个分支部像毛细血管般扎根村落。”正是这“地利”与“人和”的双重优势，让王厂沟成了冀东、热南地区的政治中心与军事指挥枢纽，军分区司令部、战地医院、兵工厂纷纷秘密进驻山沟，为抗战筑起一道隐秘的“防线”。

在冀东抗战纪念馆一号馆，一件泛黄的靰鞡鞋静静躺在展柜里。这是抗联战士的过冬装备，当年战士们踩着它在雪地里行军，鞋底磨穿了就垫上干草，依旧咬牙坚持。而百姓们也在拼尽全力支援抗战——1942年日军搞“集家并村”，修人圈、划无人区，村民们宁肯靠树叶野菜充饥，也没动过藏在地窖里的2万多公斤军粮。次年“割青大屠杀”中，日军8天烧尽村庄，130人惨死、45户灭门，可没人愿意当“顺民”，大家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偷偷给八路军送情报、藏伤员。

最让参观者动容的，是二号馆浮雕壁画旁的故事。“这位抱着婴儿的妇女是刘殿琢的妻子，1943年，战士们隐蔽在她家附近，孩子饿得直哭。为了不暴露部队位置，她只能用奶头死死堵住孩子的嘴……”讲到这里，裴希克的声音有些哽咽，眼中泛起泪光，“这样伟大的父母，王厂沟有34位。他们之中有10人是党员，用最痛的抉择践行了入党誓词——保住八路军，就是保住所有人的希望。”

1943年5月13日的伏击战，是王厂沟抗战史上最荡气回肠的篇章。

在二号馆的战地沙盘前，裴希克手持木棍，细致还原着当年的战斗场景：“当时我军得到情报，日军春田中队150人要突袭指挥部，我军立刻在敌军必经之路设伏。可没想到，敌人被汉奸带偏了路，还在小岭根残忍地枪杀了5位耕作的农民，只有关恒勋身中三枪侥幸幸存。”他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，“听到枪声后，我军迅速转移至制高点，从清晨7点打到下午4点，470名指战员浴血奋战，最终全歼敌军，缴获重机枪3挺、步枪80余支。这是冀东首次全歼日军的战斗，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！”裴希克的眼中闪着光芒，沙盘旁陈列的日军军刀——正是此战的战利品，刀柄虽已松动，却仍能让人清晰想起当年的枪林弹雨与英勇抗争。

纪念馆外，573块石磨盘铺就的道路格外醒目，阳光洒在磨盘上，纹路间满是岁月的沉淀。“每块磨盘都是‘万年牢’，象征着社会主义道路坚如磐石，也代表我党百年初心不变。”裴希克蹲下身，轻轻抚摸着磨盘上的纹路，语气中满是自豪。

如今的王厂沟，红色精神仍在代代传承。村里的红色文化讲堂里，常有党政组织和村民来聆听党史课，重温那段峥嵘岁月。这里不是普通的山村，是用坚定信念铸就的“革命堡垒”，是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——它时刻提醒着每一个到访者，有些历史必须永远铭记，有些精神永远值得传承。

承德“万人坑”遗址： 3.8万英魂的无声诉说

和合承德网记者 娄丽双

初秋的承德，避暑山庄内的琉璃瓦映着暖阳，尽显皇家园林的温润雅致。而仅数里之外的双桥区水泉沟镇水泉沟村，松林环抱间却透着沉沉肃穆——这里，是全国单体最大的“万人坑”遗址，埋葬着3.8万抗日英烈与死难同胞的忠魂。

沿山路缓步前行，清风掠过松枝，沙沙声似跨越八十余载的低语。承德“万人坑”遗址里，主墓体、纪念碑、“七千颅骨冢”静静矗立。广场上方，村民自制的铁艺架子上，“勿忘国耻、爱我中华”8个大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。指尖轻触冢壁，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仿佛就在眼前，脚下的每一寸土地，都浸着血泪。

1933年3月，日本侵略者铁蹄踏进热河，给承德带来毁灭性灾难：大地硝烟四起、饿殍遍野，生灵涂炭、苦难深重。为切断我军与群众的血肉联系，日军不仅在长城沿线制造骇人听闻的千里“无人区”，更在伪热河省会承德建起伪满洲国“西南国境”最大监狱，关押着从伪热河省及北至长春、南至长城南抓捕的抗日军民。距离监狱2公里的水泉沟村老阳坡，被日军选为杀人场与抛尸场，还被冠上“纳骨堂”的伪名。

从1933年到1945年近13年间，无数抗日军民与无辜百姓在此惨遭屠戮。1945年承德第一次解放时，村民上山所见触目惊心：满山白骨，抬脚落脚都能碰到遗骸。这片原本宁静的山坡，成了日军侵华罪行沉重的见证，也成了3.8万英魂的长眠之地。

“3.8万”这个数字的背后，藏着三代人的考证与坚守。日军投降后销毁全部重要档案，死难人数一度成谜。原热东地委书记周治国曾推断约4万人；1984年，党史工作者彭明生行程3万多公里调查，得出3.6万人的结论。同时，彭明生也指出，“这还不是被害人数的全部，”实际被害人数应多于3.6万人，这个数字“只少不多”。最终确定3.8万人，源于1964年承德市原副市长白春明起草的《革命烈士纪念碑文》。

根据中共承德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，1964年清明节，承德市政府在水泉沟召集万人纪念大会并设立纪念碑，白春明受市委、市政府委托起草了《革命烈士纪念碑文》，其中写道：“仅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这十三年中，日伪军就屠杀了我党政军负责人廖峰、苏然（高桥）、姚铁民和其他爱国群众三万八千多人。”由于该碑文报原热河省委书记李运昌同志审核错过了大会召开时间，因此大会召开时并未在纪念碑上刻印碑文，而是暂时用毛笔写在纸上再贴在碑石上，外涂一层厚厚的青油。后来，写有碑文的纸从纪念碑上脱落，纪念碑成了“无字碑”，碑文原稿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遗失。直到2005年1月，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就“万人坑”情况采访白春明时，才根据线索找到遗失的底稿。这份经市政府会议讨论、老领导审定的文稿，时间更贴近抗战时期，权威性不言而喻。

这片土地的每一粒泥土，都在诉说不屈的抗争。

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过渡带，是日军妄图巩固统治的后方，更是共产党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场。日军不仅杀戮八路军、游击队，还以“国事犯”“通匪”等罪名逮捕杀害与抗日力量有联系的群众。1946年3月，冀热辽中央分局、热河省、承德市39位领导人联名刊登《建立水泉沟烈士纪念堂募捐启事》，文中写道：“死难者大部为不甘当亡国奴而将头颅拼付与反满抗日，或为抗战多年被敌捕获残杀”。虽然后来因解放战争，纪念堂未能建成，但这段文字字字铿锵，刻下了死难者与抗日事业的紧密联结。

1945年起，承德持续保护“万人坑”遗址：收容遗骨建“七千颅骨冢”，多次举行公祭，立纪念碑、植松柏。近年来，先后开展植树缅怀活动，制定保护方案并获省级支持，下拨资金修缮，每年组织祭奠，以行动传承红色记忆。

夕阳西下，余晖漫过松林，为“无字碑”镀上一层温柔的金光。风穿林间，松涛阵阵，不再是悲戚的低语，更像跨越时空的对话——是3.8万英魂凝视着今日山河无恙，也是后人在轻声诉说“我们从未忘记”。